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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基督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数量是五十万。六十多年之后，在在中共的严厉打压之下，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却超过了六千万（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的研究结果）。而且，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正在以每年数百万的惊人速度增长，有牧师将其形容为“井喷”。如果这一速度持续下去，估计到二〇三〇年左右，中国基督徒将接近两亿人，从而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像催化剂一样促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军队在北京上演的天安门屠杀。这两件事夺取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更彻底摧毁了人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在巨大的精神空洞中，中国人开始寻求新的信仰。
我父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文革之后，如同大梦初醒一般：他们曾经当作“红太阳”来崇拜的毛泽东，原来是一个私人生活淫乱、对待同僚残酷无情的独裁者。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告诉我，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坐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草原，让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全然破碎。
而我的精神甦醒则始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那时，十六嵗的我跟家人一起在夜晚悄悄收听来自BBC和VOA的关于天安门屠杀报道。在听到从收音机中传来的凄厉的枪声和人们的哭号声的时候，以前在中学政治课上学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教导，全都灰飞烟灭。六四之夜成为我跟中共政权决裂的时刻——我发誓，不能为一个驱使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的政府服务。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认识了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其中的一位母亲丁子霖教授，送给我一本她撰写的《寻访六四受难者》，并在扉页题词说：“如果我的儿子还在世，一定会把你当作他的好弟兄。”她的儿子蒋捷连只比我年长一岁。如果当时我不是在遥远的四川，而是在民主运动的中心北京，我会不会成为死难者的一员呢？
六四以后，邓小平抛出来的拯救中共政权的法宝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释放了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以此替代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梦想。但是，金钱如鸦片一样，只能暂时控制人的心智。人毕竟不是只满足于吃喝拉撒的动物，人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还有精神的需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危机。共产党重新找回曾经被他们扔进垃圾堆的儒家思想和建制化佛教，试图让它们为党服务。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个人生活层面，孔子的学说可以帮助人修身养性，节制欲望，趋向良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导，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会得到肯定，也符合圣经中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可以被基督徒看作是一种上帝的“普遍启示”。但是，作为政治哲学，儒家文化帮助专制帝王控制人民，赋予皇帝以“天命”和“道统”。从汉朝的皇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建立起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这套等级秩序中才能存在。所以，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反思和批判儒家文化，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更是从西方引入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以取代儒家文化唯我独尊的地位。
而毛泽东对儒家文化的反对则出于其他原因。他青年时代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受到过北大教授和学生领袖的蔑视，因此他十分敌视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他也将知识分子当作打击对象，当作“臭老九”，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经受了残酷的身体和精神折磨之后选择了自杀。毛甚至纵容红卫兵砸毁孔庙、挖掘孔墓。
如今，共产党却将孔子当作救命稻草，甚至根本不曾向孔子道歉！中共不惜巨资打造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使之成了在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如果为中共说好话，孔子学院就会给予经济资助，邀请他们到中国进行豪华旅游；而批评中共的学者，孔子学院则记录他们的批评言论，汇报给中国使馆，拒绝给他们到中国的签证。孔子学院成为侵蚀和破坏西方的学术自由的黑手。孔子何其不幸！
而在中国民间也出现了儒学复兴的讯号。在官方的鼓励下，中国的许多大学设置了国学院，加强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古代经典文化的研究。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拒绝穿西式的学位服，而穿上所谓的“汉服”。有一些年轻学者发表联署信，谴责中国人热衷于过圣诞节是“数典忘祖”。在孔子的家乡曲阜，坚持儒家文化新年的人反对在市内兴建一所教堂——他们认为，捍卫孔子，优先于宗教信仰自由。可见，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已经浮出水面。
如果说孔子的学说只能算是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官方只承认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伊斯兰教。中共设置了宗教事务局对这五大宗教进行严密管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以及比它权力更大的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俨然就是国家大祭司，随意干涉各大宗教的内部事务。
习近平当然希望基督徒也能为共产党所用——在二〇一六年四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宣称，宗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习近平是一名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他敌视公民社会，将基督教看作是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是在共产党控制之外最大的社会组织。
在基督教内部，除了一部分顺服于政府的官方教会以外，大部分都是坚持独立存在的家庭教会，后者的人数至少是前者的三倍以上。对于那些不愿与政府合作的家庭教会，中共在浙江省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除运动，尤其是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地区（在那里，基督徒的比例令人吃惊地高达百分之十五）。两年多以来，浙江省有超过两百家教堂被毁，两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浙江湖州轧村教会十字架被拆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当局付给外地民工一人一天两百元的报酬，让他们将教堂外会友的小车推翻；逮捕牧师，恐吓家属；隔离教堂，喷辣椒水；城管、武警带狼犬冲入教堂；甚至招募和尚道士到教堂门口念经、做法事。数十名教会的牧师、长老、会友以及为教会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被捕，并在狱中遭到酷刑对待。
帮助浙江省基督教徒维权的北京张凯律师在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温州警方带走——恰好是他将会见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普尔斯泰因（David Saperstein）的前一天前。半年之后，张凯被迫在电视上认罪说，「我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他已消瘦得与被捕之前判若两人，从常识便可以推断，他承受了极其可怕的酷刑折磨。在今天的中国，电视台取代了法院成为审判机关，“电视审判”成为习近平的拿手好戏。遗憾的是，奥巴马政府坐视这些迫害的发生，而不愿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战略的一部分，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这一种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这一种标志物。中共高层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可以攻陷基督教势力最强的温州，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剿灭基督教的运动就很容易了。
但是，中国教会并没有屈服。“越逼迫越复兴。”这是抗争信徒们在谈论拆十字架事件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话语，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间，温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在曾山堂，可以看到教徒们使用的在历次攻防战中积累出来的抗争手法：大门外堆满巨石，车辆不得靠近；大铁门用黑布蒙住，谨防偷窥；整个教堂的围墙都用锯齿铁丝网加高，以免翻墙；教堂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时发现风吹草动；高音喇叭被安装起来，紧急时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门被道道锁死，危急时刻还有特别组将用肉身挡在十字架前；还有数个巡视小分队，反向监视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活跃程度……毛泽东是“人民战争”的发明者，却没有想到共产党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中心转向一百个左右的中心城市。城市教会聚集起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活跃的专业人士，这批城市新兴教会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对基督徒是“老弱病残”的固有印象。这些教会尽管不能在中国的民政部门成功注册、获得合法身份，但他们迈出了公开化的步伐。比如，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网站，公布聚会的地点、时间以及牧师和长老的信息，他们甚至编辑和印刷自己的刊物（虽然不能公开贩卖，但可以在教会内传阅）。
这批城市新兴教会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首先，他们纠正此前在中国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将信仰私有化的错误，尝试发展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告诫政府谨守政教分立（不是分离）的界限。
对于我个人而言，政治神学重构了我的反抗者的身份。长期以来，我在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人的群体里，看到表面上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言行和思维方式却跟共产党如出一辙，也就是与共产党“精神同构”；我也看到了泛滥的个人野心与赤裸裸的利益争斗，让本该相濡以沫的人们彼此疏离乃至敌视。我开始认识到，民主只是公共管理和权力分配的较好方式，或者用丘吉尔的话说，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已，它并不足以成为一种伟大的信仰。
当我从基督信仰出发，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对罪有一种敏感，然而在谴责共产党的暴政的时候，也随时对自我有反省和批判。这样的反对才能持久和坚韧。
我也通过研读加尔文的神学，意识到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和“与定论”的加尔文是“盎格鲁圈”的缔造者，甚至是比华盛顿还要重要的美国的国父。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陪审制、普通法、开放的市场、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切都是加尔文的遗产，当然更是圣经的遗产。我因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美国语境中的保守主义者。在加尔文的政治神学之外，洛克、埃德蒙·柏克、托克维尔、乔治·奥威尔、米塞斯、哈耶克的思想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尽管他们有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基督徒。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挺身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神学家和殉道者潘霍华的神学，在中国教会中刺激出闪亮的思想火花。他的名言“危害基督教传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灭亡”给中国基督徒以极大的启发。潘霍华对我和我身边的基督徒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潘霍华强调“团契生活”，也就是说，基督徒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生命共同体”。上帝固然与每一个生命个体单独发生关系，但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却需要在团契和教会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基督徒生活在教会中，就好像树枝长在大树上一样，不至于枯萎。
第二，潘霍华敢于发起一场蚂蚁对抗大象的战斗，他从耶稣的身上寻找智慧和力量，既然“耶稣基督是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那么追随耶稣的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做。同时，他也不回避当时教会的软弱和背叛，他用“廉价的恩典”的概念来揭示为什么有那么多教会和基督徒支持纳粹：“廉价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救恩。”今天的中共政权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潘霍华的反抗神学和生命实践跟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是那么契合。我们也需要警惕“廉价的恩典”的泛滥。
第三，潘霍华思考了纳粹思想的源头，是民族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是对上帝的背叛和对人自身的崇拜。俄国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也说过，“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对上帝的憎恨是掩藏在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根本动力”。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不是推翻了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是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变革，才能恢复上帝所造之人的自由与尊严。
中国教会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中国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但基督徒可以在教会中先开始学习民主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人至今没有真正的选举权，教徒们却可以在教会中拥有选举长老和执事的选举权，从而对未来公职的竞选和投票积累经验。教会成为培养公民意识和提升公民素养的重要场所。发人深省的是，中国的新兴城市教会，很多都采取加尔文的神学和长老教会的组织结构。
中国教会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第三个作用是，积极介入慈善、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公共事务，为中国拓展越来越大的公共空间。比如，二〇〇八年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发生地震之后，数百家教会迅速组织了“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奔赴灾区救灾。灾民称赞说，教会比政府的救援工作更加迅捷和持久。再比如，有教会创设了收纳会友子女的基督教学校，以免孩子们的心灵受公立学校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荼毒。
在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教会复兴的浪潮中，我个人既是经历者，也是观察者。我妻子刘敏二〇〇一年在北京受洗成为基督徒，随即在家中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只有三对夫妇参加的查经班。
两年之后，圣灵感动我，让我认罪悔改、谦卑顺服，在圣诞节前夕受洗归主。然后，我们的查经班转型为方舟教会，因有诸多人权律师、独立作家、记者以及天安门惨案的难属的加入，方舟教会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我的亲密朋友、人权活动家刘晓波是教会的慕道朋友，在教会受到警察骚扰的时候，曾经撰文表示声援。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在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正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之时，抓狂的中共当局派出秘密警察，将我绑架到北京郊外。数名凶残的秘密对我实施了持续数小时的残酷殴打，几乎将我的手指一根根地折断。我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急救。北京郊区昌平的一家医院拒绝接收，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无法救活了。后来，我又被送到市内的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急救，这才死里逃生。那几天，我妻子刘敏仍被秘密警察软禁在家，对我的去处和死活一无所知。她有不祥的预感，吃不下、睡不着，几天之内，头发掉了一大半。我在陷入昏迷的前夕，忍受着巨大的疼痛默默祷告说：“主啊，你若取去我的生命，让我成为殉道者，我虽不配，但我仍然愿意。”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上帝清清楚楚地给我两句话，一句是：“若非我的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从你的身上落下。”另一句是：“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它。”上帝让我活下来，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有更美的计划。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上帝带领我们全家如同当年出埃及的犹太人一样出中国，顺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中共的秘密警察曾经赤裸裸地恐吓我说，你在周永康书记（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头子）亲手拟定的那份“预备活埋的两百名知识分子”的名单上名列前茅。谁又能想到，如今，我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写作、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敬拜，而曾为“政法沙皇”的周永康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判无期徒刑——在上帝的计划中，权势熏天的独裁者和暴君如蝼蚁一般微不足道。如圣母玛利亚的颂歌：“祂运用祂的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祂从高位上推下权责，却提拔了弱小卑微。”
二〇一三年，我妻子刘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华府郊区的一家华人教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全职传道人。我配合她在教会的服事，教授主日学课程和带领小组查经。我也怀着爱心为弟兄姐妹准备饭食，展示我的厨艺。上帝让我一手拿笔，一手拿锅铲——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都读过我写的书，但大都品尝过我烹饪的美食。
到美国四年以后，我完成了十四本书，有刘晓波的传记，有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的评论，也有华人牧师和基督徒的访谈录。我深切地知晓，上帝为何让我活下来，上帝让我继续通过写作来为他作见证。我愿为中国千千万万同胞灵魂的得救，贡献如此不配的一点点努力。基督的信仰及教会的团结正为中国注入新的生命。中国未来不是共产党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亦非儒家思想或民主政体所属。中国的未来将是基督文明的。
但是，中国教会并没有屈服。“越逼迫越复兴。”这是抗争信徒们在谈论拆十字架事件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话语，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间，温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在曾山堂，可以看到教徒们使用的在历次攻防战中积累出来的抗争手法：大门外堆满巨石，车辆不得靠近；大铁门用黑布蒙住，谨防偷窥；整个教堂的围墙都用锯齿铁丝网加高，以免翻墙；教堂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时发现风吹草动；高音喇叭被安装起来，紧急时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门被道道锁死，危急时刻还有特别组将用肉身挡在十字架前；还有数个巡视小分队，反向监视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活跃程度……毛泽东是“人民战争”的发明者，却没有想到共产党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中心转向一百个左右的中心城市。城市教会聚集起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活跃的专业人士，这批城市新兴教会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对基督徒是“老弱病残”的固有印象。这些教会尽管不能在中国的民政部门成功注册、获得合法身份，但他们迈出了公开化的步伐。比如，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网站，公布聚会的地点、时间以及牧师和长老的信息，他们甚至编辑和印刷自己的刊物（虽然不能公开贩卖，但可以在教会内传阅）。
这批城市新兴教会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首先，他们纠正此前在中国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将信仰私有化的错误，尝试发展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告诫政府谨守政教分立（不是分离）的界限。
对于我个人而言，政治神学重构了我的反抗者的身份。长期以来，我在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人的群体里，看到表面上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言行和思维方式却跟共产党如出一辙，也就是与共产党“精神同构”；我也看到了泛滥的个人野心与赤裸裸的利益争斗，让本该相濡以沫的人们彼此疏离乃至敌视。我开始认识到，民主只是公共管理和权力分配的较好方式，或者用丘吉尔的话说，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已，它并不足以成为一种伟大的信仰。
当我从基督信仰出发，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对罪有一种敏感，然而在谴责共产党的暴政的时候，也随时对自我有反省和批判。这样的反对才能持久和坚韧。
我也通过研读加尔文的神学，意识到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和“与定论”的加尔文是“盎格鲁圈”的缔造者，甚至是比华盛顿还要重要的美国的国父。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陪审制、普通法、开放的市场、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切都是加尔文的遗产，当然更是圣经的遗产。我因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美国语境中的保守主义者。在加尔文的政治神学之外，洛克、埃德蒙柏克、托克维尔、乔治奥威尔、米塞斯、哈耶克的思想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尽管他们有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基督徒。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挺身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神学家和殉道者潘霍华的神学，在中国教会中刺激出闪亮的思想火花。他的名言“危害基督教传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灭亡”给中国基督徒以极大的启发。潘霍华对我和我身边的基督徒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潘霍华强调“团契生活”，也就是说，基督徒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生命共同体”。上帝固然与每一个生命个体单独发生关系，但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却需要在团契和教会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基督徒生活在教会中，就好像树枝长在大树上一样，不至于枯萎。
第二，潘霍华敢于发起一场蚂蚁对抗大象的战斗，他从耶稣的身上寻找智慧和力量，既然“耶稣基督是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那么追随耶稣的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做。同时，他也不回避当时教会的软弱和背叛，他用“廉价的恩典”的概念来揭示为什么有那么多教会和基督徒支持纳粹：“廉价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救恩。”今天的中共政权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潘霍华的反抗神学和生命实践跟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是那么契合。我们也需要警惕“廉价的恩典”的泛滥。
第三，潘霍华思考了纳粹思想的源头，是民族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是对上帝的背叛和对人自身的崇拜。俄国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也说过，“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对上帝的憎恨是掩藏在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根本动力”。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不是推翻了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是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变革，才能恢复上帝所造之人的自由与尊严。
中国教会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中国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但基督徒可以在教会中先开始学习民主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人至今没有真正的选举权，教徒们却可以在教会中拥有选举长老和执事的选举权，从而对未来公职的竞选和投票积累经验。教会成为培养公民意识和提升公民素养的重要场所。发人深省的是，中国的新兴城市教会，很多都采取加尔文的神学和长老教会的组织结构。
中国教会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第三个作用是，积极介入慈善、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公共事务，为中国拓展越来越大的公共空间。比如，二〇〇八年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发生地震之后，数百家教会迅速组织了“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奔赴灾区救灾。灾民称赞说，教会比政府的救援工作更加迅捷和持久。再比如，有教会创设了收纳会友子女的基督教学校，以免孩子们的心灵受公立学校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荼毒。
在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教会复兴的浪潮中，我个人既是经历者，也是观察者。我妻子刘敏二〇〇一年在北京受洗成为基督徒，随即在家中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只有三对夫妇参加的查经班。
两年之后，圣灵感动我，让我认罪悔改、谦卑顺服，在圣诞节前夕受洗归主。然后，我们的查经班转型为方舟教会，因有诸多人权律师、独立作家、记者以及天安门惨案的难属的加入，方舟教会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我的亲密朋友、人权活动家刘晓波是教会的慕道朋友，在教会受到警察骚扰的时候，曾经撰文表示声援。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在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正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之时，抓狂的中共当局派出秘密警察，将我绑架到北京郊外。数名凶残的秘密对我实施了持续数小时的残酷殴打，几乎将我的手指一根根地折断。我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急救。北京郊区昌平的一家医院拒绝接收，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无法救活了。后来，我又被送到市内的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急救，这才死里逃生。那几天，我妻子刘敏仍被秘密警察软禁在家，对我的去处和死活一无所知。她有不祥的预感，吃不下、睡不着，几天之内，头发掉了一大半。我在陷入昏迷的前夕，忍受着巨大的疼痛默默祷告说：“主啊，你若取去我的生命，让我成为殉道者，我虽不配，但我仍然愿意。”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上帝清清楚楚地给我两句话，一句是：“若非我的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从你的身上落下。”另一句是：“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它。”上帝让我活下来，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有更美的计划。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上帝带领我们全家如同当年出埃及的犹太人一样出中国，顺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中共的秘密警察曾经赤裸裸地恐吓我说，你在周永康书记（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头子）亲手拟定的那份“预备活埋的两百名知识分子”的名单上名列前茅。谁又能想到，如今，我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写作、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敬拜，而曾为“政法沙皇”的周永康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判无期徒刑——在上帝的计划中，权势熏天的独裁者和暴君如蝼蚁一般微不足道。如圣母玛利亚的颂歌：“祂运用祂的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祂从高位上推下权责，却提拔了弱小卑微。”
二〇一三年，我妻子刘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华府郊区的一家华人教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全职传道人。我配合她在教会的服事，教授主日学课程和带领小组查经。我也怀着爱心为弟兄姐妹准备饭食，展示我的厨艺。上帝让我一手拿笔，一手拿锅铲——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都读过我写的书，但大都品尝过我烹饪的美食。
到美国四年以后，我完成了十四本书，有刘晓波的传记，有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的评论，也有华人牧师和基督徒的访谈录。我深切地知晓，上帝为何让我活下来，上帝让我继续通过写作来为他作见证。我愿为中国千千万万同胞灵魂的得救，贡献如此不配的一点点努力。基督的信仰及教会的团结正为中国注入新的生命。中国未来不是共产党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亦非儒家思想或民主政体所属。中国的未来将是基督文明的。
